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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家属们这样做也非无理取闹，他们认为高瑾作为恐怖别动队的首领，必须对其部下的所作所为负责。这就跟南京大屠杀中松井石根虽未下达屠杀指令，也没有亲手杀死一名中国人，但仍理所当然地被认定为南京大屠杀主犯是一个道理。因为这个道理，高瑾也和夏晓倩、张丽颖、钱红梅三人一样挨了打。

    直到现在，身受枪伤和刑伤的高瑾仍没有完全恢复过来，狱方却没有为此减轻对她的折磨。在监狱接待大厅为让她能够正常履行逮捕手续，路上戴着的押解镣铐被解除，手脚暂时获得了一点自由的时间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抵达第一道狱门，就要上脚镣了。在打开押解镣铐时，高瑾把白运动裤上长及脚背的裤腿放了下来，照理这时重型脚镣可以直接锁在白裤腿上。但女看守却先将裤腿高高挽起到小腿肚，然后才将黑色的镣环锁在裸露的脚踝上，而没有作任何解释。高瑾当然明白敌人这样做的用意，无非是给她增加一点戴镣行走的痛苦。她并没有与之计较，泰然自若地在狱警的引导下，进门左转向第二道狱门走去。对于别人来说，2公斤重的手镣算不了什么，但高瑾在第二道狱门前戴上它后，却明显感觉左手腕在隐隐作痛。还未好透的枪伤带来的这份额外困难，使她不得不让右手来承受更多的手镣重量。但在熟识或不熟识的难友面前，她却顽强地掩饰着痛苦，频频向她们点头致意。

    行至第三道狱门口，高瑾又被锁上8公斤重的腰铐（她只比杨惠娟高出1厘米，所有镣铐仍采用杨惠娟的规格）。此后，余伤未愈的她便有些力不从心。与旁相比人最大的吃亏之处在于，她左手受伤无力，不能在行走时用双手力量减轻脚上和腰部的负担。因此尽管此时戴的镣铐还不算多，但状态要比杨惠娟她们糟糕得多，最为明显的就是，她已经基本无力和二号监区的难友再打招呼。第四道狱门锁上脖铐以后，情况更是每况愈下，仅17.5公斤的重量就已使高瑾迈上通向二楼的楼梯台阶时异常疲惫。细心的李哲原在密切注意杨惠娟动向的同时，发现了她的异常情况。他不想让杨惠娟认为狱方是不讲人道主义的法西斯，从而影响到后面的“攻心”进程。于是经与吴正森磋商决定，将本应在第五道狱门给高瑾戴的联体手脚镣，延后到第九道狱门。而已经放在第六道狱门的钢凉鞋来不及调过去，于是干脆就让她第五道狱门轮空一次。

    这样一来，二楼之行就成为高瑾休养生息的良机。为了积蓄到自行走上三楼的足够体力，她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缓慢，而且还利用第六道狱门穿钢凉鞋、第七道狱门锁脚趾镣必须坐下的机会，获得了更多的休息。这些必要准备终于帮助高瑾身负20公斤的镣铐，艰难却没有借助外力走上三楼。第八道狱门戴上手指镣之后，重达11.5公斤的联体手脚镣才最终在第九道狱门口上了高瑾的身。好在此处离六号监区正面偏右标有“二号”字样的牢房只有十几米路程，虽有32公斤重负的高瑾提起一口气，终于走到目的地。当然在牢房里面，还有一副3公斤的脚枷要戴。至此，高瑾所戴“九大件”的全重达到了仅次于杨惠娟的35公斤。但因为不再需要行走，这些重量也就仅具象征意义。

    见高瑾戴着沉重镣铐艰难地行走的样子，杨惠娟不忍让她分心，近在咫尺却没有喊她。以后两人的牢房是为紧邻，不愁没有见面机会。现在女子惩贪团彻底覆灭已成事实，回过神来的杨惠娟不觉悲从心来，两行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流了出来。这是被捕以来她的第二次掉泪，而两次落泪都并非为自己的不幸而悲伤。如果亲手创立的女子惩贪团能继续在铲除贪官污吏运动中大显神威，牺牲生命杨惠娟也会含笑九泉。但残酷的现实正好与良好的愿望相反，她又怎能控制得住眼泪？

    这场悲剧发生前一天，在警务部大楼临时牢房里，杨惠娟曾考虑过有效阻止“九美”营救行动的唯一办法，就是让自己在敌人围捕时壮烈牺牲，使“九美”失去行动目标。如果当时有时间考虑得周到些，她很有可能在当天晚上乘看守不备慷慨赴死，可惜思路被索正雄的提审打断了。想到这里，杨惠娟哭得更凶了，这是悔恨的泪水。但不知内情的李哲原，还以为这是她经历了“不见棺材不掉泪”过程后，内心情绪的自然流露。恻隐之心在李哲原的心里油然而生，他本想去牢房安慰一下这个看上去有几分可怜的少女，但仔细分析一下并不符合攻心计划的总体需要，便继续冷眼旁观。

    三十五

    次日（8月20日）一早，李哲原和杨惠娟在新辟的审讯室里又见面了。“十美”既已共处同一监区，在严防串供的前提下让她们互相来往势在必行。第一时间再审杨惠娟，李哲原的用意正是先发制人，把“十美”有条件重聚作为交换她们供述作案细节的一个砝码，从而避免久拖不决后“十美”主动提出往来的被动局面出现。现在六号监区十位“房客”全满，无隔音保密功能的客厅自然不宜再做审讯室，于是李哲原另向吴正森借监狱办公楼的底层一间办公室作为审讯室。但如此一变，杨惠娟必须出牢房、下楼梯、穿cao场，才能受审。这段路程仅单程就有七百多米，每天审讯一次要走约1.5公里路程，审讯两次则超过3公里路程